我來到雅典表明我的存在又一次支離破碎，就像我每次搬家一樣，儘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總是希望把自己拼湊起來。我離開是出於對停滯不前的恐懼。我是如何理解這種恐懼的：我們是水生生物（否則為什麼我們的眼淚是濕的和鹹的？） 由於不能流動，水就失去了它的活力，因此對我們來說，移動是至關重要的。巴赫拉說，一個致力於水的生命是一個處於變化中的生命，他每分鐘都在死亡，它的一些物質在消失。[1]



    我很內疚，過去曾試圖通過前往新的城市來拋棄自己不受歡迎的部分，好像把我的腳放在外國的混凝土上就能覆蓋其他地方寫的東西。這些不受歡迎的東西，我們的影子自我的一部分，會讓你暫時擺脫它們，但它們會回來，然後你就會面臨重新整合的挑戰。突然間，這個城市不再是一塊空白的石板，而是向你展示你曾經的一切，你仍然是。我以前多次經歷過自己和城市之間這種不浪漫的轉變，所以這次我打算在搬到雅典的時候把所有的部分都帶走，這個城市我幾年前曾短暫居住過。我回來時，那個總是在覆蓋著一條河的街道上拉手風琴的小男孩還在那裡。他很順利地成為一個年輕人，臉上佈滿了桃色的絨毛和尷尬的疙瘩。我走過去，我們的目光相遇，我們互相點頭致意。他認出了我，就像我認出了他一樣。當我最後一次在這里呆了相當長的時間時，我把自己完全獻給了這條街道，我的眼睛向下投射到它的細節。回來後，我不得不承認，我不知道如何在這個城市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我應該為之奉獻什麼。

在一個大都市裡，沒有目標是令人疏遠的，因為城市的能量構成中有一層是由居民在有意無意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時產生的耐力組成的。那些沒有目標的人不會對這種集體能量作出貢獻，這使他們既可疑又不為人知。在這裡，我是他們中的一員，我開始懷疑我是否一直如此。這些都是我的隨機行走所引發的想法。有一次，在休息的時候，我看到一個人從一個不屬於他的地下管道裡往塑料桶裡裝水，讓鴿子有地方洗澡。我不知道我是在把我感到的沉重感通過走路轉移到自己身上還是轉移到外面。看到城市的牆壁上貼著我看不懂的傳單，讓我想到如果我是紙，我就會變成摺紙：變得越來越小，形成不同的形狀。我是在演戲，但也許這也是為了揭開我內心不可見的東西。在手風琴男孩的街道Fokionos Negri上的咖啡館是我的家，它是以真理和治療之神阿波羅命名。一天下午，一個男人走進來，直接走到我的桌子前，生動地用希臘語說話。注意到我聽不懂後，他換成了意大利語（我也聽不懂），並拿起我的水瓶作為他故事的道具。他把水瓶放在桌子上，讓它靠在另一個物體上，我聽懂了，知道他在講比薩斜塔，他的手在他的建築上轉來轉去，興奮得不得了。不到一分鐘，他的整個表演就結束了，他也消失了。另一位顧客為我翻譯：在塔的建造過程中，那些負責人希望讓塔的傾斜度降低一些，並試圖用繩索和槓桿將其稍微拉直，但在達到理想的角度之前，它就不再動了。怎麼辦呢？人群中的一個小男孩想出了一個主意，將繩索浸泡在水中，以增加其重量和強度。它起了作用--水使塔移動。

聽到這個故事，我想起了一位希臘朋友告訴我的： "德國人摧毀了衛城，但更糟糕的是希臘人摧毀了他們自己的河流"。不僅僅是一條，還有很多條，而我直到現在才忘記這一點。在我漫無目的地在雅典漫步的過程中，我肯定經常穿過水路？通過覆蓋的行為，城市迫使水和在上面行走的人玩起了捉迷藏的遊戲。我突然意識到，在我被四處走動的無意義感麻木了幾個月之後，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是花時間在水面上航行，彷彿參與到與某種東西的團結對話中，而它卻不在那裡。當我第一次出發去見那些隱藏的水時，我感到一種有趣的尷尬感。我從來沒有以這樣的方式瀏覽過一個城市，但有東西可以參與的舒適感勝過了尷尬感。在我去尋找伊利索斯河的路上，在古代它被認為是繼基菲索斯河之後雅典的第二條主要河流，我問自己：誰在選擇向我們展示一個城市的什麼？ 1832年，從土耳其人手中獲得獨立後，勝利者用來自巴伐利亞的國王奧托取代了奧斯曼人，他決定用雅典取代納夫普利翁作為希臘首都，並將雅典重塑為一個籠罩在歷史中的現代城市。這位年輕的國王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對古代有一種癖好，所以幾個世紀的拜占庭歷史很快就被他的建築師團隊抹去了。他們的任務是使不可見的東西再次可見，構建一個輝煌的過去，用新的廢墟填滿新的首都。這將被證明會阻礙城市的發展，因為建造新的東西變成了對舊的東西躡手躡腳。如果一個東西不能被移動，另一個東西就必須讓步，在雅典的情況下，這就是它的河流--覆蓋河流是獲得土地最容易和最便宜的方法之一。

我決定從位於市中心以東約五公里的古迪露天游泳場開始，沿著隱蔽的伊利索斯走下去。 Ilissos從Hymettus山的西北坡發出，收集小溪的雨水，流向雅典歷史中心的東部和南部，在那裡與城市的第三條河流Eridanos匯合，向Faliro海灣流去。在這裡，這兩條河現在合二為一，匯入大海。我走過Ilision街上的一棟房子，它看起來像一顆正在腐爛的大門牙--但這是一個非常系統的腐爛過程，因為從一樓到三樓的所有東西都完好無損，而接下來的三層樓卻只是空洞的大洞。業主一定是沒錢了。我經過被太陽曬得發白的黑白廣告牌，以及陽台上曾經起到遮擋光線作用的破碎畫布。撕碎的部分被風吹動，讓我想起了山頂上插在冰面上的飽經風霜的旗幟。伊利索斯和基菲索斯的逐漸被覆蓋始於19世紀末，1897年的一場毀滅性的風暴導致這兩條河被淹沒，造成死亡，城市的交通和電信系統受到嚴重破壞。但洪水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們是雅典市政府幾十年來通過收集沙子和礫石來建造道路的直接結果，新的首都需要這些沙子和礫石來滿足其急切的擴張需求。幾千年來知道如何生存的河流由於人類的無視而被破壞，因此一場風暴，如果河流沒有被破壞，很可能會被處理，導致洪水和死亡。

對Ilissos的覆蓋是在洪水三年後開始的，因此河流受到了那些造成麻煩的人的不公正的懲罰。他們開始被認為是必須剷除的外敵。 1936年梅塔克薩斯成為希臘總理後，他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承諾他將掌握 "從威脅希臘的災難中拯救希臘所需的一切權力"。他下令進一步掩蓋伊利索斯，直到帕納特納克體育場，並對歡呼的人群宣稱 "今天我們埋葬伊利索斯！" 彷彿通過擺脫這個 "外部危險"，獨裁統治者達到了英雄的地位。同時，梅塔克薩斯開始禁止政黨（包括他自己的）和罷工，並限制言論自由。較小的街道已經變成了Leoforos Vasileos Konstantinou的廣闊大道。我一邊走，一邊感覺到我的內心世界是多麼的被覆蓋。一個敘事，在它完全發揮出來之前，就被另一個敘事所掩蓋。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速度太快了，跟不上自己的腳步，雖然這很累人，但呆在原地更可怕。我意識到能夠自由移動所帶來的奢侈，所以也有一部分內疚。我走過一個 "真理會出現 "的塗鴉，走過阿迪圖街的帕納提納體育場，走過一個關著香蕉的主題酒館，走過一個沒有水的游泳池，走過一個藏在柵欄後面的考古遺址。我後來才知道，這曾是伊利索斯大教堂。再往前走一點，街道在一個小拐彎處出現了一塊大石頭，突然打斷了人行道，行人不得不踏上街道，在電車軌道上笨拙地平衡，然後才能回到安全的人行道上。階梯通向一座兩層小教堂，上面有四個銅鐘。教堂屋頂外可以看到宙斯神廟的高大遺跡。

我走到教堂，看到它被一種我在這個城市還沒有見過的荒野所包圍。教堂前面有五張長椅，座位後面和教堂周圍是一個小峽谷--伊利索斯的干河床。這裡沒有水，而是有棕櫚樹、夾竹桃、柳樹、梧桐和橄欖樹。我發現教堂後面有一塊半荒蕪的土地，上面長滿了黃色和棕色的草。我看到灌木叢中的動靜，並及時看到了那東西的消失，意識到那是一個人而不是動物。我向河床邊緣靠近，天真地希望能瞥見水，但我唯一看到的是另一個人，也可能是同一個人，在灌木叢中亂竄。也許這裡是某人的庇護所。我回到教堂，坐在面向教堂的長椅上，身後就是河床。在我右邊的兩個長椅上，坐著一個留著濃密棕色鬍鬚、戴著頭巾的中年男子，他在打手機，但承認我的存在。在我左邊的兩個長椅上，坐著一個留著飄逸白鬍子的老人，手裡拿著一瓶酒，盯著他面前的地板。這裡的能量很強大：我背對著乾涸但充滿生機的河床坐著，我聽到有人在河床的灌木叢中沙沙作響。然後我看到了教堂旁邊的這塊巨石，這塊巨石顯然是出於考古原因被留在那裡。這是我在步行去見河的過程中唯一感到有必要停留的地方。到達這裡時，我覺得自己好像在整個行走過程中都屏住了呼吸，直到現在我才得以呼出。雖然我身邊的兩個人都釋放出一種溫和的能量，但我仍然感覺到我好像在他們的地盤上。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我想接下去的敘述。我最終有了起身的衝動，走到擋在人行道上的巨石旁。在它前面有一個標誌，告訴我它曾是潘神的廟宇，潘神長著山羊角和腿，與野性、音樂、生育有關，經常用陽具示人。後來我發現，在20世紀60年代修建公路時，在所有擋路的岩石上都放置了炸藥。一位考古學家非常確信這塊岩石是一個寺廟的遺跡，她把自己綁在上面，得以保存下來。你仍然可以看到刻在岩石上的小口袋，那是為了保持炸藥的位置。寺廟被保存下來了，但道路還是建了起來，迫使行人不得不笨拙地繞行。

我登上樓梯，繼續在路上走了幾米，然後發現一條小土路就在路邊蜿蜒，略微下坡，河床現在就在我右邊。我繼續向河床深處走去，見到了先前坐在我旁邊的那個戴頭巾的人。我們的目光短暫地相遇，但他愧疚地瞥了一眼。當我繼續走時，河床轉了個彎，那裡曾經有兩個盆地。我碰到了另一個從河床深處走出來的人，又看到另一個人在更遠的地方躺在一棵樹的樹幹上。我開始感覺到，我不應該在這些地方行走。當第四個人經過時，我的預感被證明是正確的，他不是粗魯地而是挑釁地問我，我在尋找什麼。通過尋找隱藏的東西，我被帶到了一個人們隱藏東西的地方： 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巡遊的地方，一個自願交換液體的地方，在一個乾燥的空間裡，應該是濕的。我第一次走近教堂時感受到的能量衝鋒和邀請我留下的強度開始變得有意義。男人們來到這裡，在陽具潘神廟的旁邊，為他們自己的一部分提供空間，他們也許不能或不想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河床位於城市的中心，但遠離前往宙斯神廟的大量遊客，離這裡只有幾米遠，它無意識地被要求充當人類陰影的載體。 Na to pari to potami在希臘語中是 "讓河流帶走 "的意思。它曾經意味著要求河水帶走一個人不需要的東西，它要求河水協助放手的行為，或者帶走一個已經被告知但不想攜帶的秘密。在古代，人們向河神獻祭，因為人們的生存依賴於河神，即將成年的年輕人將自己的頭髮扔進流動的河水中，作為一種成年儀式，以確保他們的生育能力。在某些時候，發生了斷裂，導致人們自己扮演神。當人類對增長的貪婪污染了河流並使其發臭時，人類就把水覆蓋起來，以免被臭味所困擾。這些河流包含了集體的陰影。它們容納了城市不願意看到的一切。榮格認為，"外在性 "的概念，將一個人的影子投射到其他事物上，是現代人心理最危險的一面。陰影會以某種形式索取它的報酬。

我離開河邊，坐在街對面的一家咖啡館裡，我可以看到男人們在橋頂上徘徊，然後他們要么鼓起勇氣，要么與人進行眼神交流，從而溜進河床，離開我的視線。我並不打算偷窺游弋的男人，我也不是真的，但這個地方的某些東西吸引了我，我不能離開它。我進入咖啡館後開始下雨，所以雨也給了我一個合理的藉口，讓我留在原地。在租來的公寓裡，就是在一個結構中，在自己到來之前已經容納了許多身體和靈魂。城市是充滿故事、信息、記憶的空間，但我們不知道如何接受這些故事，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加入了哪些敘事，我們可能在為哪些故事做續集。我相信，我們在這個潛意識的層面上多少有些了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被一些地方吸引得比其他地方多。羅馬人相信genius loci，即維持一個地區傳統的精神，它揭示了足夠多的自己，使人們在潛意識中繼續其能量的傳統。這種精神不會消逝，但就像水會記住在它身上或環境中發生的一切。伊利索斯的干涸的河床，同性戀者選擇了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僅因為潘氏而充滿了性慾，而且在古代曾是許多同性戀活動的場所，當時男人們會在河岸邊的體操館裡訓練，會互相學習，互相關愛。據稱，在距離現在讓人有能力暫時隱身的橋幾米遠的地方，是斐德魯斯和蘇格拉底在河邊漫步後選擇坐下來冷靜一下的地方。在那裡，他們可能不僅談論了愛情，而且還做了愛。在《遠方的近處》中，麗貝卡-索爾尼特寫道，對某人的感覺會擴大自我的範圍。當我在雨中離開河邊時，我覺得自己更大了，因為 "更有存在感"。我已經獲得了自己的地位。我已經走出了自己，進入了河流，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目的，就是和它在一起的形式。這個目的使我能夠參與到我周圍的環境中--有形的和無形的--就好像我對河流的考慮是我對這個地方的貢獻，使我最終得以登陸。幾天后，有消息傳來，一個停車場的一部分裂開了，吞沒了三輛汽車。該停車場於1987年建在Ilissos河的上面。這條河也擴大了，並在自己身上獲得了地位。在雅典有一群人想揭示這條河流，讓它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它通過30年的瀝青的意外出現，讓我們知道它已經非常存在了，當它想被看到的時候，它就能在白天出現。我走過的地方，瀝青是空心的。

☯ Grashina Gabelmann 
葛拉斯納・格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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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斯納 格伯曼是Flaneur雜誌的創始成員兼主編；漫遊的、跨領域的、涉及心理地理學的項目；一位自由寫作家，目前創作脈絡涉及滲透的水域與周圍環境的關係，以及人類是如何主動/被動地參與此過程其中。 作為昆達里尼瑜伽的培訓老師，她著迷於聲音和動作對十身的影響。 格伯曼居住柏林。

Grashina Gabelmann is founding member and editor-in-chief of Flaneur Magazine; a nomadic, multi-disciplinary and psychogeographic endeavour. Also a freelance writer, her methodology currently involves the osmosis of specific bodies of water,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ir environment and how humans actively/passively play into this. As a Kundalini Yoga teacher-in-training, she is also fascinated by the effects sound and movement have on the ten bodies. She is based in Berlin.